我古代内阁制度的出现是为减轻皇帝沉重的政务，协助皇帝处理政务。现代内阁制总揽国家行政权力的内阁在议会的基础上产生，并对议会负责。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内阁制度知识点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!内阁制度知识点
内阁在明太祖时即有萌芽。太祖废相之后，政务集于一身，每日“昧爽临朝，日晏忘餐”。据载在洪武十七年(1384)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，诸司奏章即多达1660件，共3391事。因此他废相不久就不得不设立辅佐官员，先置春夏秋冬“四辅”官，选民间老儒充任，后又改设殿阁大学士，皆轮值备顾问，此外，又临时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章奏。
成祖即位后，从翰林院官中特简侍读解缙、胡广，编修黄淮、杨士奇，修撰杨荣，检讨金幼孜、胡俨七人入宫内文渊阁当直，参预机密，自此秘书官员常设，渐有“内阁”之称，且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名职。对阁臣而言，殿阁大学士只是兼衔，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，品秩不超过五品，且“不置官属，不得专制诸司，诸司奏事，亦不得相关白”。但他们朝夕侍内，接近皇帝，“进呈文字，商机密，承顾问，率漏下十数刻始退”，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。
仁宗、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，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。当时永乐旧臣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(合称“三杨”)主掌内阁，其“大学士”头衔之外所带本官的级别一再提升，达到二品的尚书和一品的少傅、少保，内阁之职亦因而“渐崇”。内阁的主要工作，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“参预机务”转变为固定的“票拟”，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，草拟处理意见，“用小票墨书，贴各疏面上进”，亦谓“条旨”。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。虽然内阁的法定角色仍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，并未获得昔日宰相领导和监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权力，但在皇帝对阁臣倚赖甚殷的背景下，“纶言批答，裁决机宜，悉由票拟”，内阁已开始给人以“偃然汉、唐宰辅”的印象。
正统以下，内阁制度继续发展。内阁大学士(亦称辅臣)排名有先后，到英宗天顺时，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“首辅”的尊称，其次者称次辅，余人称群辅。首辅设置并非制度规定，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，一般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、资历最深、加官最高者，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。后来票拟权力逐渐专归于首辅，更加大了首辅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。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，六部(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)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，时常与内阁相抗衡，但最晚到嘉靖时期，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，在阁、部之争中占得了上风。从嘉靖即位起，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，权势更重。与此相关，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。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，首辅之争激烈，数次易人。
神宗即位后，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升任首辅，又得到皇太后信任，神宗年幼，对其言听计从。张居正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，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，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。张居正因权势过盛，已超出了明朝“祖制”的限度，神宗年龄渐长，亦暗积不平。万历十年居正卒，随后即受到猛烈弹劾，官号被削，家产籍没，改革措施除“一条鞭法”外亦大多废止。自张居正之死直到明亡，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，浮沉守位，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“权臣”，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。
尽管明朝中叶的内阁出现了若干“无宰相之名，行宰相之实”的权臣，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“相”，但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。
首先，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、顾问工作，虽有议政之权，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，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。虽然严嵩、张居正诸人事实上控制了六部，张居正还企图通过“考成法”使这种控制正规化，但这只是特殊形势下出现的情况，违反了明朝的制度常规。居正卒后，考成法即被废止。
其次，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，其票拟是否生效，要取决于皇帝批红，如不合皇帝之意，就必须“改票”，甚或去职。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，内阁更是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。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专权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宦官头目冯保的合作。而且内阁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色彩，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，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。在皇帝怠政时期，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，往往长期不能见面。有明一代共有160余位阁臣，其中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，大部分人的作为十分有限。
第三，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，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，在官修行政法典《大明会典》中也只是附属于文化机构翰林院之下。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学士中选任，两者都从事文字工作，性质相近，故内阁时常被称为翰林院的“内署”。
总之，内阁最多只具有“准宰相”的性质，并非真正的宰相。